本报记者 彭衍菘
在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，越来越多的公募机构专注于“造体系”。
过去较长时间内，明星基金经理是公募基金规模增长的重要抓手，而随着市场风格切换、产品规模上升以及投资者结构变化，过度依赖单一基金经理的风险也逐渐显现。
Wind数据显示，今年以来截至7月10日，公募基金经理离任人次达到232人，同比增长22.11%；出现基金经理变动的公募基金产品数量达3058只，同比增加15.14%。
基金经理变动加剧，既有行业正常的人才流动，也涉及基金公司主动通过增聘、共管调整投研架构。
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、基金经理杨德龙向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，基金经理变动加剧，本质是基于公募机构推动基金经理“去明星化”进程中，对规模与风险的平衡。明星基金经理具备较强的规模吸附力，但如果公司业绩和规模过度绑定于单一基金经理，一旦其业绩失准、投资风格偏离或发生人员变动，可能引发产品赎回和规模波动。
“因此，基金公司推动人才梯队建设、增聘基金经理或采用共管机制，并非简单弱化个人影响力，而是希望将产品管理从‘个人能力驱动’逐步转向‘平台能力支撑’。”杨德龙表示，基金公司在决策时，会综合评估明星基金经理依赖度、规模流失阈值和投研体系承接能力，在控制单一基金经理依赖风险的同时，尽可能降低规模波动。
从实践看，共管模式正成为基金公司平滑交接、培养新人、分散风险的重要方式。排排网财富公募产品经理朱润康表示，当前公募行业主流共管模式包括“以老带新”、双人分仓制、分策略共管和多人集体决策共管等，核心在于通过分工协作降低对单一基金经理的依赖，并提升组合管理稳定性。不过，共管模式并非简单增加基金经理人数即可奏效，其效果仍取决于投研分工是否清晰、决策机制是否顺畅、组合风格是否稳定。
晨星（中国）基金研究中心总监孙珩认为，基金经理“去明星化”整体利好普通投资者，其正面价值在于降低单一基金经理离职所带来的业绩断层、风格漂移等风险，但也需要通过完善评级框架，缓解投资者失去明星基金经理识别锚点后的筛选难题。
孙珩进一步表示，基金评价机构可在定性评价中纳入基金经理任职时长、团队流失率等管理稳定性指标，并逐步将投研体系成熟度、团队共管机制、公司一体化投研平台建设情况纳入综合评估维度，弱化对单个基金经理历史业绩的依赖。
新生代基金经理的承接能力，同样影响公募基金经理“去明星化”的实践效果。朱润康表示，部分新生代基金经理对高景气赛道跟踪紧密，短期业绩表现较好，但多数尚未经历完整牛熊周期，风格切换时的稳定性仍有待验证。
多位受访人士认为，公募基金经理“去明星化”并非否定优秀基金经理的价值，而是推动行业竞争从个人流量、单只产品业绩，转向投研体系、风险控制、人才梯队和持有人体验。未来，投资者利益保障的重点也应从关注“谁在管”，进一步延伸至关注“如何管”。真正具备竞争力的基金公司，既需要优秀基金经理，也需要稳定的投研平台、清晰的产品定位和长期一致的投资纪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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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：郝欣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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